数字储能网讯：2025年12月，《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第一批）》公布[1]，共纳入52个园区，标志着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从政策启动进入名单落地和示范建设阶段。首批园区建设路径显示，绿电直供、源网荷储、智慧能碳管理、产业低碳化改造等将成为零碳园区建设的重要抓手。零碳目标驱动下，园区经济的投资逻辑正在重构：在成本结构层面，零碳园区额外投入低碳改造资金虽然会增加固定成本，但其可变成本无需随着未来化石能源和碳价格的上升而上升，总体或呈现“前高后低”的成本曲线；在收益来源层面，零碳园区通过提前锁定了“碳资产”，增加园区吸引力，增加基础收益的同时，可额外获得绿色收益，并在绿色金融支持下获取更低融资成本，间接提升经济回报；在风险敞口层面，零碳园区可通过能源自给或多元化能源结构、长期电价机制以及稳定的碳排放强度控制，将部分原本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和政策环境的风险，转化为可通过技术选择和运营管理加以控制的内部风险。

从现实情况看，围绕零碳园区建设的技术、政策、市场三大边界条件已逐步改善：绿电供给成本持续快速下行降低了项目运营成本，国内外碳市场衔接日趋紧密明晰了碳资产价值，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加速推进优化了能源配置效率并催生了更多商业模式。上述条件的叠加，为零碳园区投融资环境的持续优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后续规模化发展提供了核心支撑。

“十五五”期间，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的绿色直接投资或达6000亿元

国家已明确“十五五”期间建设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的发展目标[2]，这一目标的落地需立足园区碳排放核算边界，从园区产业结构优化和能源结构转型两大核心维度推进。本文测算，完成100个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涉及绿色相关改造及新建项目的直接投资或达6000亿元，其中58%的资金将投向设备更新改造领域。在显著的经济拉动作用之外，还能推动非化石能源占比提升0.2个百分点，实现2.3亿吨碳排放削减，充分印证了零碳园区建设在绿色经济发展中的战略价值。

撬动社会资本，活用金融力量，“十五五”零碳园区建设蕴含可观机遇

传统园区投资高度依赖土地财政模式，而在当前房地产市场下行、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仅依靠政府投入支撑6000亿元零碳园区建设可行性较低，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深度参与或成为重要手段。结合不同园区绿色溢价水平与行业平均利润水平的交叉研判，数据中心、绿色化工等类型园区因低碳转型收益确定性高、产业契合度强，具备更高的投资吸引力。展望未来，随着绿电供应成本进一步降低，以及“以绿制绿”产业模式日趋成熟，我们认为零碳园区项目的盈利逻辑或将更加清晰，这也可能推动投融资结构不断优化，逐步降低对政府资金的依赖，形成市场化主导的投资格局。

从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规划来看，零碳建设有望以园区为载体重塑产业竞争力。我们总结出五大零碳园区建设路径，分别为高端制造集聚类、资源经济转型类、外向经济类、算电协同类和传统工艺脱碳类。在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中，高端制造集聚类与资源经济转型类占比居多，约占46%和27%，这表明以绿色能源支撑先进制造发展、推动资源型地区转换发展动能，是首批零碳园区建设的两条主要路径。从金融视角看，五分类的意义不在于判断哪类园区“更绿”，而在于识别不同园区由谁承担转型成本、依靠什么形成收益以及需要多长时间实现价值回收，进而开展零碳园区投资的分类评价、期限匹配和差异化定价。

金融机构具备资金供给、风险缓释、资源整合三大核心优势，能够精准匹配零碳园区当前普遍面临的资金缺口大、风险与收益不对称等核心痛点，是构建零碳园区投融资生态的关键主体。未来金融支持零碳园区建设需聚焦两大核心方向：其一，针对地方政府专项债、政策性贷款等传统金融工具覆盖范围有限、适配性不足的短板，通过债贷结合、资产证券化等模式创新，实现资金供给与园区建设全周期需求的精准对接，破解资金缺口与配置效率瓶颈；其二，锚定零碳园区考核指标与产业差异化特征，开发定制化金融产品，将项目“低碳绩效”转化为融资利率优惠、额度倾斜等“融资优势”，形成降碳成效与融资成本优化的双向激励机制，提升项目投融资可行性。

正文

在“双碳”目标深入推进的背景下，零碳园区作为国家实现减排目标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载体，正迎来其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25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零碳园区建设的通知》（发改环资〔2025〕910号）[3]，标志着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正式启动；2025年12月，《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第一批）》公布，共纳入52个园区[4]，意味着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已从制度设计进入首批示范建设阶段。从首批名单看，零碳园区建设并非单一节能改造，而是围绕绿电供给、能源系统优化、节能降碳改造、资源循环利用和数字化能碳管理等方向，推动园区形成可核算、可追踪、可复制的低碳转型路径。展望“十五五”时期，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将为绿色低碳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升级和能源系统重构带来较大发展空间。然而，由于存在初期成本高昂、商业模式不完善、融资渠道单一等问题，建设零碳园区一直面临着“投资大、融资难”的困境。因此，如何在一个相对统一的框架下评估零碳园区的投资效益，进一步理顺其融资渠道，以及充分借助金融力量破局，或将成为助力零碳园区发展的关键。

从绿色溢价看零碳园区的投资价值

“零碳园区”并非新鲜事物，其前身可以追溯到2000年左右的“生态工业园”、“循环经济工业园”，再到后期的“低碳工业园”、“近零碳排放区”等。截至2025年8月，国内已培育6400多家国家级绿色工厂、490余个绿色工业园区[5]。零碳园区与传统园区类项目最大的差异，在于“零碳”二字。910号文件提出的零碳园区建设体系给出了“零碳”的国家标准，52个第一批国家级试点园区也于2025年底正式公布[6]，将成为未来零碳园区的现实标杆。

无论是理论标准，还是试点名单，我们发现国家级零碳园区需要符合两大基本要求。首先，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主体为省级及以上开发区。根据《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我国省级及以上开发区共2543家[7]。按照主导产业对现阶段符合要求的园区分类[8]，如图表1所示，园区产业集中在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其次，零碳园区实行“1+5”指标框架，即1项核心指标+5项引导指标[9]，其中单位能耗碳排放是零碳园区的核心指标。按照碳能比指标，零碳园区的标准是年综合能源消费量20-100万吨标准煤的园区的单位能耗碳排放不超过0.2吨/吨标准煤，年综合能源消费量≥100万吨标准煤的园区的单位能耗碳排放不超过0.3吨/吨标准煤。可见，零碳园区并非指完全不产生碳排放的园区。当前，全国园区的平均碳能比为2.1吨/吨标准煤[10]。如图表1所示，大部分制造业行业的碳能比偏高，特别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距“零碳”的标准仍存在较大差距。

图表1：我国省级及以上开发区的主导产业类别及其碳能比现状

注：主导产业占比是指现有涉及该产业的园区个数占总园区个数的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国家统计局，CEADs，中金研究院

理论上，“零碳”会给园区投资逻辑带来哪些改变

从投资视角看，园区作为一个特殊的资产集合体，其资产类型更加丰富，需要园区开发商、入驻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多主体参与投资。我们归纳了当前园区投资的主要参与主体，并分析了各自的投资逻辑。虽然各主体对园区的侧重点不同，难以统一地衡量所谓的园区价值，但其主要关注点可以归纳为成本、收益及风险。

图表2：基于不同主体的园区经济投资逻辑示意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研究》，中金研究院

当我们将视角从“普通园区”转向“零碳园区”时，发现在零碳目标驱动下，园区内各类资产的成本结构、收益来源与风险敞口或将发生系统性重构。

► 成本结构重塑。零碳园区额外投入低碳改造资金，虽然固定成本相比于普通园区将有所增加，但其可变成本无需随着未来化石能源和碳价格的上升而上升，总体或呈现时序上“前高后低”的成本曲线，可使园区及入驻企业在长期运营中获得更高的成本可预期性和财务稳定性。

► 收益来源多样。一方面，零碳园区能通过提供能源服务、提升系统效率以及满足绿色/ESG合规要求，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入驻，从而带来更高的出租率，提升基础收入水平。另一方面，零碳园区通过提前锁定了“碳资产”，给基础收益带来溢价，并且凭借绿电和碳交易，还将额外获得绿色收益；同时可吸引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高估值”的融资方案，间接提升经济回报。

► 风险敞口较小。零碳园区可通过多元化能源结构、长期电价机制以及稳定的碳排放强度控制，将部分外部市场政策风险转化为通过运营或技术可控的内部风险，使得园区资产的现金流不确定性下降，风险溢价降低。

因此，在上述成本结构、收益来源与风险敞口的变化驱动下，零碳园区的投资逻辑由注重短期开发收益为主，转向以长期运营价值和资产整体质量提升为核心。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变化并非短期趋势，更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自动实现，而是随着零碳园区的建设逐步完成重构，而这一过程高度依赖于技术进步、政策制度完善以及市场机制成熟等外部条件。例如，零碳园区自建的光伏或储能等绿色基础设施，若因技术迭代或发生重大变化，初始投资的短期风险将集中暴露；同样，若因电力市场或碳市场改革不及预期，也可能无法兑现零碳园区的绿色价值。

如何跟踪外部条件的变化，并在国家制定的零碳园区标准下建立一套园区投资价值评估体系，我们以国家910号文提出以碳能比为核心指标的基础上，尝试提出建立零碳园区的“绿色溢价”评估体系。所谓零碳园区的“绿色溢价”，即在国家规定的碳能比标准下，综合能源消费量相同的零碳园区与普通园区相比，每减排一单位需要额外付出的建设成本。园区的绿色溢价越低，意味着新建或改造所需要额外付出的经济代价越小，相对的投资价值更高。

图表3：零碳园区绿色溢价概念示意图

注：图中色块仅为示意作用，不代表各项成本实际占比。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与评估一个产业或一个产品的绿色溢价不同，园区可能同时存在多个产业，且不同园区的能源来源也不同，这就为统一评估基准增加了难度。所以我们采用逐级分类评估方法，更具科学性，也更有现实价值。我们测算了现有的2543个省级及以上开发区中前10个主导产业的绿色溢价。根据图表1中每一类主导产业的碳能比，考虑当前产业的用能及碳排放结构、工艺流程及负碳技术成本、绿电成本等关键参数，可以计算得到以不同产业为主导的园区实现零碳园区标准的绿色溢价。

图表4：园区前十大主导产业绿色溢价

注：选取各主导产业中产值排名靠前的细分行业，计算后取绿色溢价最高值作为该主导产业的绿色溢价。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金研究院

现实中，哪些边界改善有助于园区绿色溢价下降

从现状看，无论何种产业构成的园区，距离国家标准的碳能比仍有差距，建设零碳园区都需要承担绿色溢价。如何降低园区的绿色溢价，核心路径无非直接、间接两类（图表5）。直接路径指直接降低相较于普通园区需要额外付出的成本，结合当前各类减碳技术的发展趋势，性价比较高的当属围绕绿电消纳的技术或模式创新。间接路径则指通过碳资产的变现从而抵消部分改造成本，同样可以达到减少绿色溢价的效果。具体看，当前围绕着绿电与碳资产，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相关的政策及市场机制，都在发生重大变化，或为零碳园区绿色溢价下降打通渠道。

图表5：降低园区绿色溢价的路径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技术边界：绿电成本快速下降，配储提升供电可靠性

随着电气化进程，园区用能更多以电力消费为核心，尤其是以先进制造业、数据中心和港口物流为代表的产业园区。一方面，园区自身的发展需要获取更多“便宜电”，以降低运营成本、提升竞争力；另一方面，凭借一定规模的电力负荷，这些园区能够通过需求侧响应、负荷聚合调度、能源梯级利用等多种方式提高园区的盈利能力。近年来，我国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显著下降，风电与光伏的LCOE已降低至0.15～0.2元/千瓦时左右，普遍低于本地传统火电。加之储能成本同步下降，整体度电成本也有一定经济优势。同时，通过“新能源+储能”的一体化配置，园区也基本具备小时级日调峰能力，显著提升园区整体用能可靠性与自给率。

图表6：当前国内绿电LCOE已普遍低于煤电

资料来源：BNEF，中金研究院

政策边界：国内外碳市场衔接日趋紧密，或倒逼碳资产价值加速兑现

从国际看，建立全球统一碳市场的呼声渐浓。COP30大会上，巴西作为轮值主席国提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开放联盟”，目标是把各国碳定价系统“监测、报告、核证（MRV）标准统一”，最终建成“同步流动”的全球市场，欧盟、中国等11国已宣布加入该联盟[11]。同时，以CBAM为代表的碳壁垒机制于2026年正式生效，若未来“碳关税”范围扩大，或倒逼国内碳价上涨。

从国内看，我国正加速推动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型，这为钢铁、铝冶炼等高耗能园区转型提供了根本遵循：不同于能耗双控体系，碳排双控体系下原料用能将纳入管控，从而倒逼此类园区加快清洁能源替代。同时，国内碳市场已于2025年完成首次行业扩围，“配额分配—市场交易—清缴履约”闭环机制运作也已较为成熟，这也为相关园区参与全国碳市场交易打通渠道。因此，我们认为碳资产管理能力或将成为影响相关园区投资吸引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市场边界：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加速推进，拓展园区商业模式与增收渠道

随着2025年新能源全面入市，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进一步提速，绿电交易机制日趋成熟，为零碳园区开辟了更多元的收益路径。一方面，园区可通过自身光伏、风电等资源参与绿电交易，同时借助储能系统参与辅助服务市场获取多重收益，例如陕西榆林科创新城零碳园区通过“光伏+氢能+储能”模式参与绿电交易，在单位能源成本较传统模式降低45%，年减少碳排放8640吨的同时，实现能源收益提升[12]。另一方面，绿电交易可与碳资产进行联动，进一步放大收益空间，部分省份（如浙江、四川）已试点将绿电消费纳入企业碳排放核算抵扣。

绿色溢价与碳收益的“45度成本-收益线”

为了更直观描述边界条件变化与绿色溢价降幅的对应关系，我们引入“45度成本-收益线”对上述不同类型园区进行了评估画像。具体看，可以大致分为三组：第一组中，钢铁、水泥、光伏、合成氨等处于“45度成本-收益线”之上且位置较远，意味着其绿色溢价远高于碳资产等潜在收益，即建设零碳园区的成本相对较高，很难通过碳收益来抹平；第二组中，如电解铝、炼油、甲醇、汽车制造、医药等，位于“45度成本-收益线”附近，其绿色溢价与碳收益大致相当，表明建设零碳园区的成本与收益基本平衡；第三组包括数据中心、锂电、乙烯等，已明显处于“45度成本-收益线”之下，碳收益足以覆盖绿色溢价，建设零碳园区具有较好的经济优势。

剖析其背后的原因，我们发现，那些节能改造成本较低或用电占比高的园区，往往更容易借助碳收益来抵消绿色溢价。对于这些园区而言，通过优化能源结构、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等措施，能够显著降低运营成本，同时获取可观的碳收益，从而在经济上更具可行性，也更有利于推动零碳园区的建设与发展。我们进一步选取了最接近“45度成本-收益线”的第二组园区来模拟如何通过降低绿色溢价和提高碳收益，实现零碳园区的经济可行性。假设短期内节能降碳技术不会发生突破式改变，我们发现，当绿电经济性由0.05元/kwh提高至0.1元/kwh，碳价由100元/吨上升至150元/吨时，园区的绿色溢价降低，碳收益增加，可助力上述部分产业园区顺利跨越“45度成本-收益线”，落入收益大于成本的区域，实现零碳园区良性循环。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边界条件在改善，增加了零碳园区发展的内生性，但未来一段时间内绿色溢价仍然存在，后续更要关注边界改善程度以及对不同类型园区绿色溢价下降力度的可能影响。

图表7：降低零碳园区绿色溢价的关键在于跨越“45度成本-收益线”

注：黄色虚线箭头表示不同类型园区的绿色溢价可能下降力度

资料来源：iFinD，中金研究院

“十五五”零碳园区投资及潜在收益估算

虽然绿色溢价有降低的趋势和空间，但不可否认的是零碳园区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能源、建筑、交通、资源循环等多个领域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基础设施升级，这或将带来可观的增量投资。“十五五”期间，国家已经明确提出要建设100个左右国家级零碳园区的目标2。基于绿色溢价的计算框架，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这一目标的背后究竟蕴含着多大规模的投资市场，以及相关投资的潜在收益。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不同类型的园区在排放结构与减排潜力有所差异，其实现零碳园区建设方向也应有所侧重。受限于产业演进和地区经济发展，关于未来园区的分类判断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但由于100个园区首先要符合省级及以上开发区的标准，这较大程度限制了可选择的范围。我们推断，“十五五”期间建设零碳园区，大概率将会在现有的省级及以上开发区的基础上进行零碳改造居多，可以遵循现有园区的产业分布格局对投资规模进行测算（图表1）。

“十五五”零碳园区建设预计需要6000亿元新增投资

从园区碳能比的计算公式可以看出，一个园区若想达到零碳的标准有两种路径：一是通过调节存量用能结构或者采取碳吸收技术，降低分子项的园区碳排放，二是新增绿电消费，增加分母用能量的同时不会让碳排放上升。可见，打造零碳园区的关键是“减碳”。

《零碳园区碳排放核算方法（试行）》中界定了园区碳排放的核算边界[13]，指的是一个自然年内园区内能源活动和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碳排放之和，且仅包括二氧化碳排放，不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此计算方法涵盖了产业类园区最主要的排放源。因此，基于零碳园区碳核算方法，我们针对园区范围1、2的碳排放，分别归纳了零碳园区建设的两大行动（图表8）。在考虑项目经济性的前提下，我们分别来看要完成100个国家级零碳园区的建设目标，“十五五”期间所需的资产类型以及对应的投资金额。

图表8：零碳园区建设的两大行动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园区产业结构优化首要考虑的是园区内高耗能行业的节能降碳。零碳园区的一项引导指标是园区企业产出产品单位能耗达到或优于二级能耗限额标准，相当于要达到行业前20%的水平[14]。结合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特征，针对不同工艺路线、不同装备水平的产业，可分别测算其平均单位减碳成本，并依据技术成熟度从低到高排序。基于对园区主导产业的直接减碳量及平均单位减碳成本，我们计算得到零碳园区用于设备更新改造的投资预计约3500亿元，相当于“十五五”期间全国企业设备改造费用的60%将集中在园区内落地[15]。

CCUS是低碳园区迈向零碳园区的“最后一公里”。由于当前碳捕集技术成本仍然较高，并非所有园区都适合应用CCUS。研究显示，石化行业因排放气中CO₂浓度高、捕集成本最低（105元/吨）[16]。而水泥、钢铁、电力等行业由于烟气浓度低、杂质多，捕集成本高达340–720元/吨。此外，CCUS的适用性还受到园区的排放规模和所在地的地质封存条件的严格限制[17]。因此，考虑到CCUS在不同行业应用的成熟度及经济性，我们认为，“十五五”期间CCUS技术将主要规模布局在化工园区，预计到2030年化工园区的碳捕集占比有望达到5%，总体投资额约为210亿元。

再次，在零碳园区布局以绿色能源制造绿色产品的“以绿制绿”的产业模式。以绿色氢氨醇为例，相比于单独的绿氢制备厂，在零碳园区发展绿氢产业的优势在于丰富的风光资源和上下游产业的集群。在生产端，零碳园区通过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等模式，将廉价且不稳定的绿电转换为高价值的绿氢，也为绿电消纳和存储提供了新场景，还大幅降低了绿氢制备成本。若园区位于在风光资源丰富的西北地区，叠加补贴后绿氢甚至可以逼近灰氢的生产成本[18]。在应用端，园区产业集群化优势使得绿氢在园区内形成完整的产业链闭环。例如，绿氢可以直接用于园区化工、炼化、钢铁等生产活动中，既缩短了绿氢的储存和运输过程，还通过原料替代的方式实现了高耗能工业脱碳。假设未来的绿氢新增产能主要依托于零碳园区[19]，参考相关预计[20]，到2030年绿氢产量将达到300万吨。我们认为，这意味着到2030年，这一规模的绿氢产能需要143GW的电解槽，对应约570亿的投资。相比于绿氢，绿氨和绿色甲醇还尚处于产业化“起步—示范”阶段。

对于第二大行动——能源结构转型，实现高比例的绿电消费是最主要的手段。相比于普通园区，零碳园区对绿电使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清洁能源消费占比≥90%，并且提出园区用电应优先通过绿色电力直接供应满足，原则上直接供应比例不低于50%。据我们测算，每个零碳园区年均将贡献12亿度绿电消纳量，总计100个园区的绿电消费将达到1200亿度，能有效缓解新能源消纳压力。通常来讲，园区获取绿电可以分为自建绿电、外购绿电和绿证认购三种途径（图表9）。若零碳园区50%的新增绿电来源于自建，我们测算，100个零碳园区大约需要新增45GW风光装机，对应着绿色投资930亿元。其中，设备采购的投资为650亿元，主要用于购置新能源发电设备；电站建设及其他方面的投资为280亿元。

图表9：园区获取绿电的模式

资料来源：《关于开展零碳园区建设的通知》(国家能源局，2025)，中金研究院

储能系统是零碳园区实现稳定供电和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的关键。零碳园区大规模应用绿电后，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绿电的间歇性和波动性特征与园区产业用能的稳定性需求之间存在矛盾。配置储能系统不仅能够提高园区电力系统的可靠性和灵活性，实现能源的高效利用，还可以节约园区内企业的用能成本。考虑到未来零碳园区将大规模应用“源网荷储一体化”模式，按新能源装机的40%、4小时的配储要求，我们估算，到2030年零碳园区新建储能规模将达到67GWh，对应投资额740亿元。

能源管理系统（EMS）通过贯穿园区能源生产、传输、消费、存储全环节，是零碳园区实现能源精细化管理和优化调度的核心，主要包括硬件设备和软件系统[21]。有研究显示，一个中等规模园区的能源管理系统软件成本约为300-800万元[22]。我们测算，如果按照平均500万元的建设标准，则至少需要投入5亿元用于建设园区的能源管理系统。

根据我们的测算，“十五五”期间完成100个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涉及绿色相关改造及新建项目的直接投资或达6000亿元。其中，用于设备更新改造的投资约3500亿元，占比58%的绿色投资。此外，针对绿电、储能的投资也将达到近千亿元的规模。由于零碳园区还涉及到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等基础设施更新改造，如果将相关配套投资纳入，或有望创造万亿元级规模的投资市场[23]。

图表10：“十五五”时期，零碳园区建设或将带动约6000亿元的投资增量

资料来源：中金研究院

零碳园区兼顾经济与环境效益

园区经济逐步成长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十四五”期间，我国房价下行、信贷增速回落，经济增速面临较大挑战。而同时期的园区经济展现出了较强韧性，有力支撑了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和高新区分别有232家和178家，创造地区生产总值36.2万亿元，占全国GDP的27%[24]。园区经济的核心在于通过规模化的产业集聚实现了土地、资金、技术与政策要素的高效配置，这种集聚效应构建了强大的供给侧韧性。面临外部关税的冲击，园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与专精特新集群凭借完备的产业链条与持续优化的产业结构，保障了产能稳定与供应链安全。并且，园区直接拉动了外资投资与外贸出口，2024年国家级经开区贡献了23.4%的实际使用外资与全国24.5%的外贸总额[25]。

传统以土地财政和房地产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较大挑战，园区正成为国家战略与经济新动能的核心载体。自2017年以来，我国发展模式从以房地产为代表的“旧动能”向以“新三样”及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切换。数据表明，新动能产业呈现出显著的园区化集聚特征。2024年，全国33%的高新技术企业、46%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67%的独角兽企业位于国家高新区。这一集聚现象的深层逻辑在于，新质生产力所需的复杂创新生态系统远超单一企业的构建能力。园区能够通过物理空间的集约化、构建产业生态链、赋能全生命周期的资本与服务，以及制度要素的先行先试，为孕育新动能提供不可替代的“土壤”与“气候”。展望“十五五”，我们认为产业园区作为资源配置的枢纽与创新技术的高地，将在对冲周期波动、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为关键的战略作用。

图表11：园区经济逐步成长为我国发展新动能的关键载体之一

资料来源：商务部，工信部，中金研究院

“十五五”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绿色转型融合的关键时期，零碳园区不仅能发挥园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能兼顾能源结构变革、助力碳达峰。从经济性维度考量，作为近万亿元规模的新型投资赛道，零碳园区具有显著的投资乘数效应，能够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产值增长。“十五五”期间，我们测算100个国家级零碳园区将带来增量投资约6000亿元。该领域的投资乘数为1.3，相当于每1亿元的零碳园区建设投入，可带来1.3亿元的GDP增量；与此同时，零碳园区可充分联动上下游关联行业，预计催生超6.3万亿元的总产出，为“十五五”时期我国一半以上的绿色产业提供了发展载体与市场空间[26]。

除了经济价值外，零碳园区还有显著的绿色价值。从能源转型和碳减排的视角来看，我们估算，100个国家级零碳园区总计每年将增加绿电消纳1200亿千瓦时，相当于代替3600万吨标准煤，提高非化石能源占比0.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投资1亿元，零碳园区能够使非化石能源占比增长0.16‰。而且作为“集中式减排”的核心载体，100个零碳园区将减少2.3亿吨二氧化碳排放，为“十五五”时期贡献15%的减排量。

引入更多社会资本是打开零碳园区融资渠道的必要环节

在明确了零碳园区的投资规模和潜在价值的基础上，最关键就是解决谁来投资、钱从哪来的问题？传统的产业园区类项目主要走基础设施类投融资模式，即以政府出资为主体，招商引资拉动当地经济。然而，在当前房地产下行阶段，政府财政紧张，面对约6000亿元的零碳园区投资，如果仍仅靠政府投入并不现实，也无法让更多社会主体享受到此类投资的乘数效应。如何在政府投资持续发力的基础上，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资，形成“政策+市场”的双轮渠道，将成为零碳园区下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短期看，政府投入仍然是零碳园区的主要资金来源

传统产业园区建设涉及大量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投入是项目启动和稳定发展的核心支柱。而社会资本想要参与产业园区建设，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作为开发商与园区管委会共同经营，目的是为了盘活园区后开发周围房地产，获取超额收益；二是作为入驻企业，享受政府“以房地产补贴产业”等政策红利，可以给予较低的租金或配套服务。然而，以上两种模式随着地产经济持续下行都难以为继。

零碳园区作为产业升级的高级形态，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原有的产业园区基础设施，节省前期基础投资；另一方面，园区中的产业以绿色相关产业为主，其中聚集了大量优质的国有及民营企业，本身具备较强的融资能力，可以通过产业上下游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到零碳园区建设中。然而，现阶段绿色产业面临国外贸易壁垒加剧、国内“内卷式”竞争仍存，使得相关企业经营压力较大，较难投入高额资金参与零碳园区建设。因此，我们认为短期内仍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力度。

从当前零碳园区已公布的政策支持看，强有力的政府资金支持也确实是其主要优势之一。在国家层面，根据国家发改委2025年发布的《节能降碳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理办法》，零碳园区也被列入国家重点支持的低碳零碳负碳示范项目之一，可分享这类项目核定总投资20%的补助[27]。按照2024年其他节能环保支出729亿元估算，相关项目总的国家补助约145亿元。在地方层面，给予零碳园区差异化的资金支持。以山西为例，或给予零碳园区单个项目支持比例不超15%、上限额度2000万元的政策“大礼包”[28]。

长期内，零碳园区融资结构或迎来进一步优化

除了政府（包括地方城投公司）外，零碳园区最终需要引入优质企业，这也是零碳园区建设必不可少的参与者与投资者。在“后房地产”时代，零碳园区靠什么吸引或留住优质企业？一是通过零碳园区的生态效益，帮助入驻企业减少减污降碳成本；二是通过零碳园区的聚合效应，进一步降低入驻企业的物流和交易成本，进而提高相关企业的利润率。反过来，园区通过筛选和赋能，不断聚集更多的优质企业入驻，形成产业集群，也可进一步放大园区的生态价值。因此，对于投资人而言，如何找到优质的园区，需要从企业和园区两个的视角出发。因此，我们在之前不同行业园区的绿色溢价测算的基础上，叠加了行业平均利润率作为衡量企业支付意愿的重要参考[29]，重新对主要园区类型进行了评估。

图表12：不同产业园区的绿色溢价及利润率比较

注：行业利润率使用申万行业指数对应分类下利润总额除以营业收入所得

资料来源：iFinD，中金研究院

从结果看，钢铁、水泥等高耗能、重资产行业利润里较低，绿色溢价较高，社会资本参与难度较大。光伏主要因为近几年“内卷化”竞争严重，拉低了整体收益率，未来随着全球转型推进，利润率有望得到改善。目前，位于第四象限的工业园区类型意味着其利润率高于平均工业行业利润率，同时第四象限的绿色溢价较低，也使得其投资建设改造零碳园区的整体成本较低，如数据中心、集成电路、锂电、绿色化工等，可作为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的重点方向。“十五五”期间，随着绿电经济性的进一步凸显，“以绿制绿”产业的日趋成熟，我们认为相关项目的利润率或进一步提高，从而带动更多园区进入“第四象限”。

从现实情况看，当前包括零碳园区在内的所有园区类项目融资情况也确实呈现出政府投资主导的基础上，社会资本参与度逐步提升的态势。我们选取当前部分挂牌“零碳”园区代表，与观点指数研究院发布的《产业园区暨基础设施投资发展报告》统计的普通产业园区做比较分析，发现当前园区类融资在去除商业贷款中政府主导的部分，其他融资金额仅占总融资规模的1/4左右；随着绿色金融支持力度的加大，尤其是绿色债券、REITs等都将零碳园区纳为重点支持对象，有望带动更多社会资本进入相关领域，这一比例或将提升。

图表13：2025年-2030年园区类项目融资结构演化趋势示意

注：根据观点指数研究院每月发布的《产业园区暨基础设施投资发展报告》，我们统计了2025年1-10月所有园区类项目融资事件，绘制了当前普通园区类项目融资结构；在此基础上，结合近期国家对零碳园区相关金融支持政策，预测绘制了2030年前零碳园区类项目可能的融资结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观点指数研究院，中金研究院

思考与启示：基于第一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分析金融机构如何助力

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形成五类转型路径，因地制宜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

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释放出的核心信号是，零碳建设正在由单点节能降碳，转向以园区为载体重塑产业竞争力。各类园区建设的关键在于能否将绿色能源、低碳技术和碳管理能力嵌入具体产业场景，进一步转化为成本优势、产品优势和市场准入能力，形成可持续的经济价值。综合首批零碳园区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空间功能和核心零碳路线等，我们将其划分为五类路径，分别为高端制造集聚类、资源经济转型类、外向经济类、算电协同类和传统工艺脱碳类；对于同时覆盖多种产业和建设路径的园区，按照其主导驱动力和核心零碳路线进行归类。其中，高端制造集聚类与资源经济转型类占比居多，约占46%和27%，这表明以绿色能源支撑先进制造发展、推动资源型地区转换发展动能，是首批零碳园区建设的两条主要路径。

图表14：零碳园区路径分类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 高端制造集聚类的核心是将低碳能力嵌入产品生产和供应链管理，培育绿色产业增量。该类园区主要覆盖新能源装备、汽车制造、电子信息、医药和新材料等产业，其碳排放主要来自电力、热力等二次能源消费，工艺过程排放相对有限，因而可以更多依靠绿电直供、分布式光伏、储能、极致能效和智慧能源管理等能源结构优化手段实现系统降碳。

► 资源经济转型类的核心是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推动地方发展动能转换。此类园区主要分布于能源或矿产资源富集地区，既面临传统资源型经济转型压力，也具备发展风电、光伏、绿氢和新材料等产业的资源条件。其转型重点不是简单压减资源型产业，而是提高绿色能源就地消纳和深度转化能力，推动地方发展模式由资源开采和能源输出，逐步转向绿色燃料、绿色制造和新兴产业培育。

► 传统工艺脱碳类的核心是通过生产工艺再造延续高碳存量资产的竞争力。与资源经济转型类侧重资源禀赋转换不同，此类园区的主要挑战集中在钢铁、炼化和精细化工等生产制造环节，深度减排难以仅依靠绿电替代完成。此类园区需要同步推进能源替代、原料替代、生产工艺革新和资源循环利用，投资规模、技术风险和实施难度相对较高。

► 算电协同类体现了数字经济扩张与能源转型相互融合的新场景。该类园区以数据中心、智算中心和“东数西算”节点为主要载体，零碳建设的重点并非限制算力增长，而是在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同时，提高绿电供给能力和能源利用效率。此类园区具有通过绿电和节能技术形成降本收益的基础，但最终投资回报仍受到绿电价格、算力利用率、设备折旧和技术迭代速度等因素影响。

► 外向经济类的核心是将减碳能力转化为贸易和区位竞争力。此类园区主要包括港口、保税区、航空港和临港制造园区，零碳转型除受到国内能源和环境约束外，还受到境外碳规则、跨国企业绿色采购标准和供应链碳足迹要求的影响。其零碳收益不仅体现为能源和运输成本下降，还可能通过降低外部合规成本、稳定出口订单、提高客户黏性和增强国际市场准入能力实现。

从金融视角看，五分类的意义不在于判断哪类园区“更绿”，而在于识别不同园区由谁承担转型成本、依靠什么形成收益以及需要多长时间实现价值回收。结合前文“绿色溢价—行业利润率”框架，高端制造集聚类更容易通过绿电降本、产品碳足迹改善和产业集聚形成经营性现金流；算电协同类的收益对电力成本、能源利用效率和算力利用率较为敏感；外向经济类可以通过降低合规成本、维护出口订单和提升市场准入能力实现价值转化；资源经济转型类的回报取决于资源优势能否进一步转化为新产业和持续现金流；传统工艺脱碳类则面临较高的前期投入和较长的回收周期，其价值更多体现为风险控制和存量资产价值维护。因此，金融机构需要进一步识别不同园区的成本结构、收益来源和价值兑现周期，并据此开展分类评价、期限匹配和差异化定价。

金融机构如何助力：基于第一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情况的分析

从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零碳园区建设体量大、周期长，仅靠政府资金难以支撑，“十五五”要想完成100个国家级园区建设目标，投资主体或向多元化的社会资本延伸。但从当前实践来看，金融机构参与零碳园区建设的积极性尚未充分激活，政策层面对零碳园区建设的金融支持仍集中于政策性银行中长期贷款、地方债等政策性工具。这一现状背后，核心问题在于零碳园区项目收益周期与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不匹配、碳效益价值未有效转化为融资定价依据，以及针对园区多样性的定制化金融产品供给不足。因此，金融机构亟需主动破局，结合零碳园区多涉及存量资产盘活的核心需求与不同园区的差异化特征，通过传统融资模式创新适配与特色金融产品精准开发双路径，破解资金缺口与效率瓶颈，以“量体裁衣”的金融服务助力零碳园区投融资生态闭环形成。

一方面，针对地方政府专项债、政策性贷款等传统工具的局限性，金融机构通过债贷结合、资产证券化等手段，实现资金供给与园区需求的精准匹配，破解资金缺口与效率瓶颈。另一方面，金融机构需围绕零碳园区的考核指标与产业特征，精准开发差异化产品，将“低碳绩效”转化为“融资优势”，形成降碳与融资的双向激励。

“债贷结合”模式：政府引导与市场杠杆的协同

地方政府专项债具有成本低、期限长等优势，但额度有限且侧重公益性项目；商业银行贷款灵活性高，但成本与风险约束较强。“债贷结合”模式可以将两者优势叠加，以专项债作为项目资本金，撬动商业银行市场化贷款，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融资闭环。此类模式适用于重资产、长周期的基础设施类零碳项目，如园区内绿电输配设施、智慧能源管理平台等类型的项目可复制推广。以湖北省十堰市远景零碳智能电池产业园为例，兴业银行武汉分行创新采用“专项债+项目贷款”组合[30]，使项目资本金比例从30%降至20%，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有效缓解了园区偿债压力。

基础设施REITs：存量资产盘活与增量投资循环

零碳园区内的光伏电站、储能设施、绿色厂房等资产具有稳定现金流，但长期沉淀易形成资金占用。基础设施REITs通过“资产证券化”实现存量盘活，为增量投资提供资金来源，形成“投融建管退”的良性循环。这类工具适用于运营成熟、现金流稳定的零碳资产，如园区内的绿电设施、标准化厂房等。例如，北京亦庄产业园REITs是国内首个聚焦汽车制造产业链的基础设施REITs项目[31]。通过REITs发行，原始权益人回笼资金可再投入园区零碳改造（如分布式光伏、碳管理系统），形成“资产盘活-资金再投-价值提升”闭环。

零碳绩效挂钩贷款：将减排目标转化为利率优惠

针对园区“单位能耗碳排放”“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设计利率与绩效挂钩的贷款产品，激励园区主动降碳。此类产品适用于具备减排潜力的制造业园区，可复制至钢铁、建材等高耗能领域。例如，兴业银行昆明分行向云南能投电力装配工业园发放“零碳园区挂钩贷款”，将利率定价与绿电使用占比、碳减排量等指标绑定[32]。该机制直接推动园区加速低碳转型，绿电使用率大幅提升，同时融资成本降低0.5个百分点，形成“降碳-降本”的正向循环。

碳核算赋能的信贷管理：从“看财务”到“看碳效”

传统信贷评估侧重财务指标，难以反映企业低碳潜力。金融机构通过构建“碳账户”“碳效评级”体系，将企业碳表现纳入授信决策，为零碳园区企业提供差异化支持。该模式可拓展至全行业园区，通过“碳数据-信贷决策”的联动，既帮助银行识别低碳优质客户，又倒逼企业主动降碳，形成金融与产业的协同效应。2026年3月31日，江苏发布《金融支持零碳园区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33]。与一般绿色金融政策相比，该方案的突出特点在于引导银行机构针对零碳园区单列信贷计划、配置专项额度，并探索将园区绿电消费比例、碳排放强度等环境指标纳入授信审批和风险管理考量。

零碳园区金融服务正在从单一项目贷款，转向围绕绿电供给、碳数据核算、产品碳足迹和绿色供应链的综合金融服务。例如，湖州银行在湖州工业园区搭建“信贷资产碳核算系统”，形成企业“碳资信报告”。基于该系统，银行对园区内碳效评级A级的企业提供优惠利率的绿色贷款，同时为碳效落后企业设计“减排整改+利率调整”的转型路径。这一模式已为超900家企业节省利息支出近1000万元，同时降低了企业融资时间成本，激励企业低碳化转型。[34]

综上所述，零碳园区投融资生态的构建本质上是多元主体协同适配的系统工程，其完善程度取决于政策引导、企业实践与金融供给三者的契合度，无法依靠单一主体独立完成。从客观现实来看，政府的核心价值并非大规模直接补贴，而是通过政策规划明确发展方向、优化激励机制、引导融资结构，以有限的政策资源降低市场不确定性，进而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为投融资生态搭建基础制度框架。企业作为园区建设与运营的核心载体，其低碳转型需求的清晰度、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能力，直接决定了投融资项目的可行性与可持续性，是衔接政策与金融资源的关键纽带。金融机构则需立足零碳园区的项目特征，通过债贷结合、基础设施REITs等传统模式创新破解资金缺口与效率问题，依托零碳绩效挂钩贷款、碳核算赋能信贷管理等特色产品，实现碳效益与金融定价的精准匹配，填补当前定制化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短板。未来零碳园区金融支持的重点不应停留在扩大绿色资金供给，而应转向建立低碳绩效的识别、核算、认证和定价机制，将绿电消费比例、碳排放强度、碳减排量、产品碳足迹等指标转化为金融机构可使用的风险收益变量。三者形成的协同体系，既是破解当前零碳园区投融资中主体适配不足、风险与收益不匹配等问题的核心路径，也将持续推动投融资生态的闭环完善，为我国“十五五”时期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持续的资金保障与机制支撑。